“《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略评《潮汕华侨史》

作者：陈荆淮（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首部介绍海外潮人的起源、发展、变革以及延续进程的《潮汕华侨史》即将面世，这是汕头籍青年学者李宏新闭关三载主编《潮汕史稿》的同时修撰而成的，潮汕作为全国著名侨乡，首部本土潮汕史千呼万唤始成书，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堪称潮汕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笔者有幸获赠样书，先睹为快，读后感受颇多，对其创新性、专业性、综合性以及客观性尤有感触，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其一是创新性。作为第一部有关潮汕及海外潮人的华侨通史，《潮汕华侨史》本身便填补了“潮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该书所述上至公元前5000—6000年潮汕地区有人类活动痕迹（同时也是潮汕“海事初开”之始），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有关海外潮人的史事作了连贯而系统的综合总结。作者在采用较少争议的历史叙述以构建潮汕华侨史的整体结构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勇于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并指正了一些流传广泛又积重难返的前人谬误。而作者在专业学术辨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大抵上是理据扎实，论证充分，且颇具启发性，如其认为海外潮人的最主要五个特点，是“人数多，出洋早，事例凸出，意义深远，文化输出强劲”，便是通过大量的史实归纳出来的新结论，个人认为这五个特点是比较恰当的。

       《潮汕华侨史》的创新性也体现在全书的框架体例上。该书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写历代潮人的出洋历史，下篇介绍海外潮人社会的古今状况，作者围绕着潮人的“输出”与“融入”这两个方面，分别对应通行的说法：本土“一个潮汕”和海外的“一个潮汕”，进行针对性论述，大约相当于两部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通史。相信这种架构是针对海外潮人遍布全球的特定情况而设置的，是否妥帖，仍然需要今后的检验，仅就笔者读后的感觉而论，则其条理分明，脉络清晰，更易于阅读和检索，特别是在前后变化较为曲折、时空转移较为跳跃的历史事件或典型人物的介绍上，有了这样的纵横论述和前后呼应，更方便读者对主题深入理解。比如关于明代潮汕海上武装商贸集团首领林凤的事迹，作者主要取材于2012年刊于《历史研究》的《明隆万之际粵东巨盗林凤事迹详考》一文，文章依据孤本《督抚疏议》和诸多中西文献进行考辩，得出了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该书据此将林凤史事按不同的时间地点截取至上、下篇叙述中，无疑更适宜读者通读了解。总之，这种以“输出”与“融入”各为主题的史书体例，不失为是一种建立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有益尝试。

       其二是专业性。作为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导的《潮汕文库·研究系列》丛书的一种，《潮汕华侨史》遵循学术著作的普遍规范，全书的专业性毋庸置疑。该书卷首“绪言”，将中国华侨和中国华侨史的学术研究作了历史回顾，其中的重点，是追溯海外潮人的研究成果，并对与主题有强相关关系的“潮汕”“华侨”“海外”“海外潮人”“潮人”“潮侨”“华侨史”等的含义进行辨析与界定，将上述比较“虚”而且时有歧义的概念进行规范，这些，无疑给今后的潮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潮汕华侨史》参考的文献素材众多，史料来源出自33种古潮州府县志和所有的6种古广东通志，以及多种涉及主题的正史稗记、内府材料、类书舆书、诗文杂论，主要取材对象则是现当代的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相关文章以及新修的广东省志、潮汕三市的市、区、县志等，其他的文字依据，是作者田野调查、调查采访所得到的材料。从全书看，在素材的取舍上，作者大抵都有经过考察，那些非严格意义上的史料如杂文诗词等，仅仅是作为辅助性文献补充而已。而全书涉及征引的文论，作者都作有十分详细、专业、完备的注释，如作者未见原著的，则注明何处转引（一般都转自专业论文和学术专著）。这既可以让读者、研究者轻松溯源，明白论点、论据或论证方法的出处，同时也增强了该书论述的可信度和学术说服力。

       《潮汕华侨史》专业性还体现在作者的严谨行文中，这从一些学术问题的处理上，便可略见一斑。如有不同观点但至今未有确凿定论的，该书采取两说并存的处理形式，兹仅举张琏“有否出洋定居”为例。张琏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饶平和大埔交界处建国，嘉靖四十一年（1562）六月兵败，此后多种古地方志书载其被官兵擒获处死，《明史》则称万历五年（1577）仍有人在苏门答腊岛见其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至近现代，梁启超采用后说，饶宗颐则力主前说，于是张琏是否出洋定居的问题遂成为中国华侨研究的学界公案，在现存文献及考古信息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该书采取的是类似新版《广东省志》的处理方式，让两说并存。又如一些与主题存在强相关关系的问题，作者也并不回避，仅举截止1949年海外潮人的人口规模为例。众所周知，由于有关数据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文件、书信、海关关册和档案中，且大多数只有某一年或某一时期的估计数字，因此整个中国学界都对外迁人数难以把握（从1840至1949年的这个中国海外移民高峰期中到底有多少人口外迁，侨史大家陈翰笙和朱杰勤各自估算的数字便相差近7倍），相比之下，针对潮侨的研究范围较小、且有若干原始资料可资参考，由此，作者综合梳理了相关的潮海关内部资料、当时刊物、国内外华侨研究材料等多种材料，进行估算，再以新版《广东省志》进行验证，得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生活在海外的潮人人数在400万左右”的结论。该书整个估算过程的篇幅逾1.5万字，所取用数据的原因和素材原始来源等都有明确说明，计算的方式和例外因素也罗列清楚——这个环节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虽有繁琐之嫌，却是专业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应该指出的是，“400万”这个估值未必准确或者说并不精确，但从作者严密、专业的论证过程来看，可能是较为接近真实的数字，退一万步来说，至少比如今泛泛而谈数字的来得可靠。

       其三是综合性。《潮汕华侨史》对文献的搜集，堪称迄今有关潮汕华侨研究著作中最为完备的，这当然是得益于若干前人罕见的古文献屡有面世、得益于时至今日可以阅读到更多的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然而，这也是作者去伪存真、整合梳理的结果。书中列出的诸多有关潮人出洋、海上交通、海外潮人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历史节点，都是语出有据，大抵能够自圆其说，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可以给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而作者一些明确定论为“第一次”的观点，如“目前所见的潮汕最早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清晰物证”“现存各方志最初提及本区海上贸易时间”“正史中首则明确外商至潮汕的记载”“正史首见有大规模潮汕船队的记载”“迄今首条可以明确潮人移民海外的文献记录”等，大抵上都是作者博览群书并多方比较、论证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让今后研究者少走一些弯路。

       《潮汕华侨史》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对一些事关主题的历史材料进行整理，举《民国前各国驻汕头领事馆简况表》为例，作者整合今人研究成果及新版《广东省志》认可的说法而梳理成表，将各国驻汕头领事机构的“首任领事或代理领事”以及“授任时间”等列表记录，阅之可一目了然，庶几能弥补原始材料分散的遗憾。又如该书下篇对海外潮人社会的介绍，作者选取了海外潮人较为集中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中国香港、台湾共计8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叙述当地潮人社会的历史形成过程，这自然涉及到当地何时始有潮人、历代潮人如何融入、潮人社会怎么形成，以及至该书时间下限1949年为止当地海外潮人人口规模等，也涉及到当地潮人的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状况，作者将之分章列节，条缕清晰进行阐述，素材取自海内外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遂令海外潮人的历史材料得以系统、完整地保留及呈现，也让海内外普通读者对各地潮人社会有一个连贯的了解和总体的认识。

       其四是客观性。作者自称其修史的原则和态度是“尊重历史、客观执笔、敬畏文字”，个人觉得，全书未见有明显倾向性的主观臆测和随意判断，其对客观性的把握做得颇为到位。仅以针对历史人物的描述为例，《潮汕华侨史》出现的人物众多，对于被历代地方志书和官方文献称为“盗”“匪”“贼”“寇”如明中后期活跃于沿海、东南亚的诸多武装集团首领，作者既未因袭旧文献记载的“盗寇”等称号，也不随某些流行政治观点视之为“英雄”，而是以客观的角度，阐述与主题相关的事件，若不得不提及，则转引陈春声、黄挺等学术论文的称谓，定之谓“亦商亦盗”的“海上商贸武装集团”等，至于陈述这些集团的社会行为时，也未见直接应用非主观的形容词加以修饰。

       该书坚持客观性原则，但并非丝毫不作价值判断。如人物的褒贬，作者也对若干史料能确凿、足以定论者进行评价。书中较为明显而直接的人物褒贬有两处，一处是针对明末清初邱辉的反面评价，一处是清初“迁海”时期的有关人物的正面评价。关于邱辉，多种相互敌对的（清政府以及明郑政权的）原始材料，几乎都述及到他多次大规模掳掠潮汕人口输入台湾的史实，被掠去的人口数量以数万计，其中青壮者从军或劳役、老弱伤者立杀之，更有大量的妇女被填充家室或为奴婢，而其最后离开大陆时竟然席卷达濠埠人口而去，并绕道惠来、海丰再掳掠千余妇女。总之，参照和比较现存各方志的关于历代“盗寇”的描述，邱辉掳掠行为的恶劣程度为潮汕史上之最，遂有康熙《潮州府志》及之后多种古地方志书斩钉截铁的立论：“从来寇祸，未有邱辉之惨毒者。”而各材料称其在潮汕的掳掠行为令台湾“家室日隆”、清臣奏折称清兵复台后被掳人口大量回归潮惠故籍的情况，以及台湾古地方志书中关于人口回流的记录等，都可为佐证。作者遂在充分论证后，判定邱辉是“潮汕史上迄今为止最无人道的罪犯”。另外一处，是对清初“迁界”时期的有关人物表现的评价，当时中央政权为防止人民接济“盗寇”，下令沿海人家内迁数十里，导致各地百姓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屈大均谓之“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当时若干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地方要员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上书求变，多种材料显示，广东巡抚王来任以绝命遗疏上书，两广总督周有德先于中央政权“开禁”令之前私下局部“开禁”，以图稍解民困，作者评价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绝对是千古难得的父母官”；此外，在文字狱压力下，时任潮州知府的林杭学署名“主撰”、众多学人参与的康熙《潮州府志》，敢于将当朝民生惨状以春秋笔法载入志书（虽然简短而隐晦），作者对此也作了高度评价。上述可能是《潮汕华侨史》作者对人物有所直抒胸臆下定论的仅有两处了，都是基于民生问题、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发的判语，也许可以说，这同时是适用于任何人类文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价值判断。所谓“《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其实只要证据确凿，臧否人物也是史书“客观性”的一部分。

《潮汕华侨史》作者李宏新教授（摄影：黄松书）

       李宏新这部《潮汕华侨史》可圈可点处尚多，本短文只是撷取其中若干内容略谈个人的读后想法而已。作为“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史书，对于这部《潮汕华侨史》的评价应该是“后世”的事，但是就个人的感觉而言，仅仅看其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性、专业性、综合性和客观性，便足以让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以及普通读者“藏之于室”了。